商事活動理性化與國家稅權的互動變遷研究.pdf

1、國家權力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是經濟學、政治學和法學共同關注的論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有許多不同的進路,本文選取商事活動與國家稅權如何實現(xiàn)有效率的均衡這一進路展開研究。
　　商事活動是以市場為取向、以貨幣為工具、以提供商品和服務為手段來謀取利潤的營利性經濟活動,在這一點上它與以自我消費為目的的家計經營相區(qū)別。商事活動是否成功要用獲得的利潤多少來評價,要確定利潤的多少,就必須做到能夠將經營活動中的各種交易條件以可強制執(zhí)行的合同確定下來,并對

2、各項成本進行準確地計算,這種以貨幣為單位進行成本—利潤計算的工作就表現(xiàn)為商事活動中的理性,亦即可計算性或可預期性。這里所說的“理性”,主要是指韋伯理論中的“目的理性”,即對于既定的目的而言,什么手段最有效,一種手段對于實現(xiàn)既定目的越是有效,就越是理性化。商事活動從簡單到復雜、從低級到高級、從早期的奢侈品貿易到工業(yè)時代面向大眾市場的大規(guī)模生產,是一個理性不斷提升的過程。在西方國家早期的商事活動中,商事主體主要是個人、家族和簡單的合伙,由于

3、奢侈品貿易能取得高額利潤,因而無須進行準確的成本計算;由于無須向大眾投資者分配利潤,因此也無須進行準確的利潤計算。對這種商事活動只需簡單的算術計算即可滿足經營的要求,因此其理性化程度較低。隨著市場的擴展、競爭的加劇和技術的進步,商事活動的組織形式、交易工具日益復雜化,需要籌集巨額固定資本用機器進行大規(guī)模生產以滿足大眾化的市場需求。在這種情況下,企業(yè)為了在市場競爭中生存,就必須準確計算并控制成本,以保持競爭優(yōu)勢;為了向大眾投資者分配利潤并

4、以較高的利潤分配來吸引潛在的投資者和債權人,企業(yè)就必須準確計算利潤,企業(yè)的成本—利潤計算越精確,就越是能在市場競爭中取得成功。在競爭性市場條件下,企業(yè)的銷售價格受到競爭者的制約,因此利潤主要來自于對成本的控制,而企業(yè)的成本決定于勞動、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的價格及管理水平,為了使這些因素具有可計算性,企業(yè)必須用合同的形式把相應的交易條件確定下來,這就需要有一個高度形式化的可據以操作的商事法律體系和完善的簿記技術。形式化的商事法律體系是商事

5、活動理性化的成就并且也是它的保障,交易活動越是具有非人格化的屬性,這種保障就越是必要。商事活動理性化的最高成就集中體現(xiàn)在現(xiàn)代工業(yè)股份公司制度上，這一商事組織把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貨幣市場、土地市場、產品市場等聯(lián)結為一體,組成高度復雜的交易網絡,它所提供的銷售額、股息、紅利、工資、利潤、資本利得等等都成為很方便的征稅對象。長期以來國家在稅權行使方面往往面臨著對征稅對象進行估價的困難,而事商活動理性化為了本身計算的目的提供了計稅依據,因此

6、降低了國家的征稅成本。并且面向大眾籌資的股份公司為了證明自已在資本市場上的吸引力,最好的辦法就是向股東和潛在的投資者報告自己的利潤,而且隱瞞利潤也不符合公司本身的利益,也就是說公司具有“說真話”的內在激勵,而這些“真話”正是國家征稅所需要的。因此商事活動理性化具有完善國家稅權的效果,這是本文予以論證的第一個命題。
　　但是國家的稅收也是商事活動中的一個重要成本因素,無論是直接稅,還是間接稅,最終都必須由企業(yè)從貨幣收益中支付給國家,

7、應付稅款是企業(yè)必須履行的對國家的債務,因而最終會在企業(yè)的利潤計算中反映出來。企業(yè)要準確地進行成本—利潤計算,就必須準確地確定對國家的稅收義務,使之具有明確的可預期性。為此必須做到:國家的公共開支全部來自于稅收,征稅之外不得另行任意攤派;國家確定的征稅對象、計稅依據、稅種、稅率、納稅期限和方式必須明確;國家的征稅活動中必須排除不必要的檢查、盤問、留難勒索;最后必須為納稅人提出的稅收爭議提供方便高效的救濟途徑。總之在立法、執(zhí)法和司法的各個層

8、面都必須保證納稅義務的確定性,使企業(yè)對稅收成本像對其他成本一樣可以準確計算,這樣基于成本—利潤計算的理性化的商事活動才能順利展開。中世紀時期的奢侈品貿易、重商主義時期的壟斷特權為商事活動帶來高額利潤,能夠抵銷國家任意征稅帶來的不利影響,商事活動得以生存。但是在近代面向大眾市場進行生產的競爭性資本主義時期,國家不受制約的任意征稅成了理性化的商事活動不可容忍的障礙,為此西方主要國家先后發(fā)起資產階級革命,開展了控制國家稅權的斗爭,最終把任意勒

9、索的“家產制國家”改造成以提供保護和正義換取稅收的“稅收國家”,市場經濟體制得以確立。因此規(guī)范國家稅權是商事活動進一步理性化的重要前提,這是本文予以論證的第二個命題。
　　通過以上兩個命題,本文認為商事活動理性化降低了國家的征稅成本,完善了國家稅權,同時國家稅權的規(guī)范化有利于商事活動的理性化,因此商業(yè)力量與國家力量之間實現(xiàn)了正和博弈,實現(xiàn)了有效率的均衡。這是西方國家自中世紀以來數百年的歷史經驗,在這一經驗中,國家稅權的規(guī)范化是關鍵

10、性的制度突破。大規(guī)模的商業(yè)經營在中外的歷史上都普遍存在,如古羅馬和法國大革命前的包稅商,中國明清之際的鹽商等,但這些都是依靠國家權力而存在的商業(yè)活動。真正面向市場機會的、以提供商品和服務為手段的競爭性商事活動只是西方社會近代以來才有的現(xiàn)象。因為以分工為基礎的市場交換只有在受到切實保障的私有財產權之上才能展開,而國家稅權則是私有財產權的反面,國家征稅的實質是把私有財產的一部分通過政治權力轉化為公共資金,因此不受制約的稅權必然造成對私有財產

11、的侵犯。只有規(guī)范國家稅權,使納稅人能夠通過民主程序決定國家公共開支的范圍和方向,并在此范圍內確定稅收水平,制定稅收法律,確保國家稅權行使的規(guī)范化,才能使私有財產上的稅收義務具有確定性,保障私有財產的安全。在現(xiàn)代社會中,理性化的商事活動是一項權利密集型和契約密集型的事業(yè),它建立在一系列復雜的信用交易之上，要保證信用關系的穩(wěn)定性和可預計性,就必須由國家提供法律保護,而國家在提供法律保護方面具有規(guī)模優(yōu)勢。這種以稅收換取保護的制度安排使稅收義務

12、具有了正當性。
　　基于以上認識,本文立足于商事活動與國家稅權之間的這種相互作用展開研究。論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是對基本范疇的界定并提出一個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第一節(jié)借鑒韋伯的理論,首先界定了“商事活動理性化”,指出“商事活動理性化”意味著商事活動基于貨幣和資本的可計算性,理性化的程度取決于可計算性的程度。貨幣是商事活動中的最佳計算工具,因為只有貨幣計算才能賦予不同的物品以價值量,使不同的商品有一個公分母,從而便于進行價值比較。隨

13、著商事活動的擴展,貨幣計算的范圍不斷擴大,理性化程度不斷提高。第二節(jié)回顧了國家稅權自以中世紀來的演變,指出了在商事活動理性化程度較低的情況下國家稅權的不完善性。第三節(jié)則提出一個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將國家的征稅活動看作是國家與納稅人之間的一種交易關系,指出國家的稅權行使受到交易成本的制約,而交易成本主要由稅權的界定成本和征稅活動中的代理成本構成。這種交易成本與商事活動理性化的程度密切相關,理性化程度較高的商事活動為征稅對象提供了可以計算的

14、價值量,因此降低了稅權界定成本和代理成本。
　　第二章探討了中世紀的商事活動和國家稅權。中世紀的主導經濟形態(tài)是封建割據下的自然經濟,但是在傳統(tǒng)勢力薄弱的地區(qū)產生了發(fā)達的商事活動。第一節(jié)首先分析了多元稅權下的經濟類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稅權形態(tài),指出自然經濟與實物勞役稅相對應。第二節(jié)描述了發(fā)端于地中海沿岸的商事活動向傳統(tǒng)經濟的滲透,導致實物稅向貨幣稅的過渡,進而引起了國家稅權的初步轉型。這一時期西方文明的顯著特點是城市的興起,城市通過各

15、種方式獲得了自治權,城市基于貨幣化的商業(yè)財富發(fā)展了消費稅、財產稅、國債、國家銀行等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財政工具,基于理性化的商事活動完善了國家稅權,為后世大型民族國家處理商事活動與國家稅權之間的關系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第三節(jié)集中探討了在封建制造成地方分權、稅權分割的情況下,歐洲不存在可以有效遏制商事活動發(fā)展的統(tǒng)一權威,因而商事活動首先在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城市繁榮起來,產生了商業(yè)技術的杰作——復式薄記法、票據、銀行、債券、合伙、公司、代理等商事工

16、具,奠定了近代商法文明。同時指出地方分權造成的幣制混亂,封建君主和諸侯濫征通行稅,強制借款以及為了財政利益而擅自降低貨幣成色等等,成了商事活動理性化的最大障礙,因此商業(yè)的進一步發(fā)展需要政權的統(tǒng)一和稅權的統(tǒng)一。
　　第三章考察了君主制民族國家時期的商事活動和國家稅權。第一節(jié)介紹了新時代的背景。首先國王作為封建時期最大的封建主,借助商業(yè)所提供的稅源,鏟除封建割據,加強王權,統(tǒng)一稅權、度量衡、幣制,把傳統(tǒng)的封建國家改造成統(tǒng)一的君主制民族

17、國家。其次由于民族國家之間的激烈競爭,戰(zhàn)爭規(guī)模擴大,需要高效率的稅收體系來支持戰(zhàn)爭,為此主要國家采取了使國家利益和商業(yè)利益得以兼容的重商主義政策,為商事活動在民族國家范圍內、以民族國家為單位展開奠定了基礎。與此相適應,原來具有國際品格的商事習慣法被國家化,原來靠商事共同體維持其效力的商法逐漸被賦予國家的強制力。擴展了的非人格化的商事活動所需要的交易安全可以得到具有規(guī)模效益的國家強制力的保障。第二節(jié)探討了新時代商事活動理性化的新進展,其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