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國同構、儒道互補”：葛洪關于社會運行模式的構建.pdf

1、葛洪(283-343)，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他是一位著名的道教理論家、中醫(yī)學家，同時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侗阕印肥撬拇碜?，也最能反映他的思想。我國學術界目前有關葛洪的研究主要涉及他在道教史、自然科學史等方面的重要貢獻與歷史地位，而對葛洪在《抱樸子》一書中廣泛論及社會歷史和現實問題時所反映出來的政治哲學、管理哲學等學術思想，缺乏應有的探討，在文本方面，多數學者也只是關注他的《抱樸子內篇》，對《抱樸子外篇》的研究卻相對薄弱。

2、這樣就很難給葛洪在文化史上有個比較公正、全面的定位。這種研究現狀既激發(fā)了我們深入探究葛洪政治、管理哲學思想的興趣，也留給了我們足夠的探討空間。經過較長時間的資料搜尋、梳理和辨析工作，我們最終決定運用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視角和方法，對葛洪的《抱樸子》“內外篇”綜合地加以分析，進而通過對葛洪關于社會理想和人生境界的追求進行考察，來探討葛洪關于社會運行模式的構建所體現出來的政治哲學和管理哲學思想，并試圖對葛洪在政治文化史上的地位予以重新界定。

3、 葛洪關于社會運行模式的構建，可以說是一個“成系統(tǒng)的”論證過程，其中包含了較為豐富的內容。在理論構建的過程中，他以對“綱漏防壞、風頹教沮”的社會現實的揭露與批斥為前提，以實現“社會整合”為目的，以“社會設置”為內容，以“社會控制”為手段和途徑，構成了較為完備的學說體系。同時，在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時，他還對傳統(tǒng)的社會運行理論(儒、法、道、墨等學派的治國方略)進行了解析，具有明顯的兼采眾長的傾向。葛洪在構建社會運行模式時，就社會設置方面

4、提出的一些具體觀點和主張，特別是他的“身國同構、儒道互補”的思維路徑對隋唐以后的政治文化整合提供了積極的參考，他的人才觀、貧富觀、養(yǎng)生論等即是對今日的社會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葛洪的治國理論是對儒法道三家的繼承與超越，他認為儒家的“德治論”、法家的“法治論”和道家的“道治論”各執(zhí)一端，均有偏失，因而主張“身國同構、儒道互補、刑為仁佐”。就政治現實的層面而言，他援引了儒家和法家的治國之術，而且非常強調“禮”和“法”的社會控制作用；

5、但就政治哲學的層面來看，“道本儒末”是葛洪治國方略的核心，“道”是他治國思想的根本。魏晉時代，社會轉型導致社會失范，“綱漏防壞、風頹教沮”已經成為社會的常態(tài)，“本”既失而求諸“末”，才是可行、有效之途，而“博聞深洽”的葛洪表現出了超乎常人的取舍睿智和決斷能力，他在其治國方略中兼采儒、法、道、墨各家的治國主張，很明顯是從“用”和“器”的層面上去考慮，是一種典型的權衡利弊、追求實效之舉，“道”仍是其治國方略的“體”和“本”，在儒道關系上，葛

6、洪應該是一名儒道兼綜、儒道互補和道本儒末論者。 縱觀葛洪一生，“道術儒修無二致，神仙忠孝有完人”是對其人生理想和追求的最好概括，他主張“身國同構”，不愧是魏晉時期亦仙亦圣、出處兩得的典范。但細加辨析，我們便會發(fā)現他的歸隱“有不自愿的成分，但更有自覺自愿的方面”，實質上是他與權力集團(司馬氏集團)之間那種主觀上“疏離”、客觀上“見棄”的政治生活狀態(tài)的反映，入世濟世應該才是葛洪人生理想和追求的主要基調。葛洪及其《抱樸子》在歷史上受到

7、誤解、忽略，甚至于受到批斥，其主要的原因在于葛洪自身。首先，他在角色定位上以“文儒”自詡，“議者”的身份決定了他的處世態(tài)度和價值取向，他有意無意中對政治權威保持著高度的警惕，同時也表現出了深刻的政治疏離感，這種心態(tài)流露于他的《抱樸子》中，必然影響了后人對其思想的解讀和認同。其次，葛洪處心積慮地構建道教神學理論，幻想以“神仙”信仰來統(tǒng)一社會意識形態(tài)，試圖將社會矛盾轉移到對“長生成仙”的追求上去，以“仙道學說”來實現社會思想文化的整合，本來

8、倒不失為一個有效的途徑，但因為理論的缺陷，導致其構建的神仙道教理論上不夠精巧、圓融，很難發(fā)揮作為宗教的那種“教導”、“安慰”、“辯護”和“束縛”的作用和功能。再次，在治國的“道”和“術”方面，他雖然提出了一些與前不同的觀點、主張，但基本上仍是側重于社會道德的凈化，“匡失弼違、醒迷補過”是其主要的目標，這就使他的治國方略仍然停留于“治道”(即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管理學”的層面)的水平，而對治國之道更為重要的方面“政道”(一般是指完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