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李漁擬話本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中和思想【畢業(yè)論文】

1、<p><b>　　本科畢業(yè)論文</b></p><p><b>　?。?0 屆）</b></p><p>　　試析李漁擬話本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中和思想</p><p>　　所在學院 </p><p>　　專業(yè)班級 漢語言

2、文學 </p><p>　　學生姓名 學號 </p><p>　　指導教師 職稱 </p><p>　　完成日期 年 月 </p><p><b>　　目錄</b></

3、p><p><b>　　【摘要】1</b></p><p>　　【ABSTRACT】1</p><p><b>　　引言2</b></p><p>　　一、中和思想的文化內涵2</p><p>　　二、中和思想在其擬話本小說中的具體體現(xiàn)3</p><

4、p>　　(一)悲與喜的中和3</p><p>　?。ǘ┭排c俗的中和5</p><p>　　（三）情與理的中和7</p><p>　?。ㄋ模┢媾c常的中和9</p><p>　　三、李漁作品中和思想的來源及影響10</p><p>　　（一）李漁小說中和思想的來源10</p><p

5、>　?。ǘ┲泻退枷雽τ诶顫O小說創(chuàng)作的影響12</p><p><b>　　四、結語12</b></p><p><b>　　注釋13</b></p><p><b>　　參考文獻14</b></p><p>　　致謝錯誤!未定義書簽。</p>&

6、lt;p>　　【摘要】李漁是清代文學史上頗受爭議的文學家，他與眾不同的處世方式和生存原則使得他的作品有別于當時其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明顯的“中和”意識。本文將主要選取《無聲戲》和《十二樓》為代表，通過對李漁擬話本小說的解讀，分析其小說創(chuàng)作中所透露出的“中和”思想，對造成這種思想的原因予以分析，并將作品中呈現(xiàn)明顯中和特點的各種現(xiàn)象予以概括，梳理，分析，進而闡述這種中和思想創(chuàng)作下的得與失，揭開李漁擬話本小說在中國小說史上之所以具有獨特

7、藝術魅力的神秘面紗。</p><p>　　【關鍵詞】中和；擬話本小說；雅與俗；人文思潮</p><p>　　【ABSTRACT】Li Yu is very popular with the controversial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literary writer, his unique way and living the principles o

8、f Life makes his work different from other literature at that time, showing a significant " neutralization " consciousness.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selecting a "silent movie"and"Twelve Towers&

9、quot;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novel by Li Yu, analysis revealed in the novels of " neutralization", thinking on the causes of the causes of th</p><p>　　【KEYWORDS】 Neutrali

10、zation; Novels; Elegance and Popularity; Humanistic</p><p><b>　　引言</b></p><p>　　李漁是明清之際著名的文學家，戲劇家,生于明萬歷三十九年（1611），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初名仙侶，三十七歲后改名李漁，字謫凡，號笠翁。李漁十八歲補博士弟子員，在明代中過秀才，明清易代之后無意于仕

11、途，轉而從事著述和指導戲劇演出。</p><p>　　《無聲戲》是李漁的第一部擬話本小說集，也是李漁踐行其“無聲戲”小說理論的產物。它強調了藝術虛構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意義。《無聲戲》共收錄了十八篇白話短篇小說，題材多為人們日常生活可見的小事，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塑造了一批生動的平民人物形象，諸如賭徒、戲子、乞丐、商人、奴仆、村婦等。通過對于這些人物活動、交往、矛盾的描寫，反映了當時極為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

12、/p><p>　　《十二樓》是李漁居住在杭州期間創(chuàng)作的擬話本小說集，成書于清順治十五年（1658）之前，最早的刊本題名為《覺世明言》，一名《十二樓》。共十二卷，每一卷為一個故事，故事中都有一座樓，因此以樓名篇。每卷又分回，多則六回，少則一回。有些學者認為，李漁的擬話本小說有的故事已經(jīng)接近于中篇小說的體制。</p><p>　　“在白話小說創(chuàng)作中，李漁是最早勇敢地投入自己、表現(xiàn)自己的作家?！盵1

13、]他的兩部擬話本小說《無聲戲》和《十二樓》具有鮮明的藝術特色，前輩學者在研究其藝術風格時，大都會發(fā)現(xiàn)其創(chuàng)作過程中常常會出現(xiàn)各種元素的中和，進而有很多關于李漁小說美學品格的論述，本人認為，這種中和思想根源于中國儒家傳統(tǒng)文化的中庸哲學，也與當時的社會背景關系密切，具體在小說中則表現(xiàn)為各種藝術手段的折中，進而產生了獨特的藝術魅力。</p><p>　　一、中和思想的文化內涵</p><p>　　

14、中和，是典型的飽含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內涵的文藝理論形態(tài)?！爸小笔侵笇α⒌膬蓚€因素或兩個極端的中間，它反映了中國人最根本的思維模式，即合二為一、對立中求得統(tǒng)一的思想。 “和”，指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對立因素的融合。“中和既有量的折中、平衡，又有質的交匯、融合，中和就是一種尺度，一種標準，它強調對立的、有差異的各種因素和力量之間的求同存異、互相滲透、融會貫通?！盵2]</p><p>　　“中和”這一詞最初來源于儒家經(jīng)典《禮

15、記·中庸》中的“喜怒哀樂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孔子評價《詩經(jīng)·關雎》，稱它“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它們都是強調了要保持情感的適中性。它要求對于情感要有所節(jié)制，即從根本上把握個體自我的行為舉止，使它既可以起到表達自我情感的作用，又不會被情感所驅使，造成個體情感的失控乃至泛濫，從而使個體的自我達到一種寧靜的愉悅。人格精神的和諧，也是中和所要達到的目的?？鬃訉τ诤椭C精神的理解，指的就是飽含中和意識的人格精神，即直

16、道中行，剛柔并濟，外圓內方等等?！墩撜Z》中有多處提到了中和的人格精神，如“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雍也》），又如《子路》中所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敝泻妥鳛橹袊鴤鹘y(tǒng)文化精神的根本，最原初的文藝理論形態(tài)，它幾乎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同時產生，并且始終貫穿于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發(fā)展過程中。</p><p>　　二、中和思想在其擬話本小說中的

17、具體體現(xiàn)</p><p>　　李漁是中國古典小說創(chuàng)作中最早敢于表達自我的作家，他的兩部擬話本小說《無聲戲》和《十二樓》藝術特征十分鮮明。后世學者在研究其藝術風格時，大都會發(fā)現(xiàn)其創(chuàng)作過程中常常會出現(xiàn)各種元素的中和，具體在小說中則表現(xiàn)為各種藝術手段的折中，即悲與喜的中和、雅與俗的中和、情與理的中和、奇與常的中和。</p><p><b>　　悲與喜的中和</b></

18、p><p>　　李漁的生活跨越了明清兩個朝代，飽受亂離之苦的他目睹了王朝更替帶來的社會動蕩和民生疾苦，因此他常常把創(chuàng)作的矛頭指向現(xiàn)實的社會人生，同時在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又融入了自身的生活經(jīng)歷，使得他的小說中不少篇章都反映了明末清初的戰(zhàn)亂給平民百姓所帶來的災禍，以及奸臣權貴禍國殃民，地主惡霸橫行鄉(xiāng)里、殘害百姓的黑暗現(xiàn)實。在作品中，李漁常常以戰(zhàn)亂等劫難作為背景, 描繪出黎民百姓妻離子散、骨肉分離的慘狀, 醞釀出濃厚的悲劇氛圍

19、。《生我樓》中揭發(fā)“那些所謂的官兵，做的卻是土匪的勾當，搶殺擄掠，涂炭生靈，甚至把搶來的婦女裝在布袋里論斤兩出售”,字里行間流露出作者的義憤之情。《萃雅樓》描寫了嚴嵩之子嚴世蕃的惡行，同樣反映了專權當?shù)?、殘害人民的罪惡行徑?lt;/p><p>　　然而李漁的小說邏輯卻往往不同于尋常小說，《奉先樓》講述了一個充滿戲劇意味的故事，一對年輕夫妻，好不容易生得一子，本應過著幸福美滿的家庭生活，卻不幸遭遇了戰(zhàn)亂年代，兵荒馬亂

20、流寇四起，所到之處燒殺搶奪，欺凌婦人。殘酷的社會現(xiàn)實將女主人公推到了極其尷尬的處境：是舍生取節(jié)，還是茍且活下來撫育幼子。孝與節(jié)作為封建禮教的兩大基石，在這里卻尖銳的對立著，無法兩全。舒秀才援引圣賢之道，勸妻守節(jié)，族人群議卻認為“守節(jié)事小，存孤事大?！边@是對理學古訓的反駁，也與“奉先樓”的題名形成了強烈的反諷。在這里，《奉先樓》的主題是表彰忍辱存孤的婦女，在故事的字里行間，讀者可以清晰的看到千家萬戶在社會動亂的時代中所飽受的辛酸苦淚。然而

21、隨著故事的進展，作者卻漸漸扭轉筆鋒，最終以流寇將軍的開明豁達，促成了舒秀才一家的大團圓結局，使得故事在悲與喜的中和下形成了“喜劇開頭，悲劇進展，喜劇結尾”的獨特模式。</p><p>　　這樣的模式在其他作品中也經(jīng)常可以看到，親歷過戰(zhàn)亂的李漁，總是在創(chuàng)作中不由自主的將視角指向了殘酷的社會現(xiàn)實，這無疑是悲劇創(chuàng)作所必需的。然而盡管李漁的小說存在諸多悲劇成分, 這些悲劇卻并不徹底,常常在描寫了百姓的悲慘遭遇后，又以幽默

22、詼諧的簡單處理將悲劇轉化為喜劇。如《奉先樓》里的“凡食半齋者，俱能逢兇化吉”，簡單一句，就淡化了悲劇的意味，造成了其小說悲劇性的虛化。在《無聲戲》最著名的作品《譚楚玉戲里傳情，劉藐姑曲終死節(jié)》中，起初作品描述了一對因假戲真做而心意相通的情侶，迫于戲臺上不成文的規(guī)定無法結合，其后又遭遇惡霸的欺壓逼迫無奈分離，作者在整部作品的前大半部分都以凄凄怨怨的筆觸勾勒了一個傳統(tǒng)的悲劇故事，面對無力的現(xiàn)狀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決心殉情，險要面臨生離死別的慘況

23、，然而作者筆鋒一轉，以“上天注定”為原由直接賜予了男女主人公尋死被救，進而男主人公榜上有名衣錦還鄉(xiāng)的大團圓結局。因此，李漁小說所描寫的雖然多是現(xiàn)實的不幸與災禍，但絕大多數(shù)結局仍屬于喜劇，悲與喜的中和貫穿李漁小說創(chuàng)作的始終?！爸袊鴤鹘y(tǒng)儒家美學思想奠定了中國傳統(tǒng)戲劇‘哀而不怨，怒而不傷’的中和之美基調，使其飽含悲歡離合之后給予人們夢幻</p><p>　　“悲喜交錯”是中國古代戲曲小說最常見的模式，一戲之中，油鹽醬醋

24、、酸甜苦辣諸般滋味無所不有，所謂“曲盡人情”，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然而對李漁來說，悲與喜的中和從始至終都是李漁主動為之的結果?？v觀李漁小說，這種悲喜中和的獨特效果，是李漁將話本小說中傳統(tǒng)的勸懲功效與其孜孜以求的小說娛樂目的相扭結而成的。</p><p>　　勸懲是中國古代通俗小說中常見的主題之一，明清小說家們更是通過極力發(fā)揮小說的教化功能來提升小說的文學地位。在小說中，他們發(fā)揚道德，輔助教化，以肅穆的神情和激切的

25、言辭，進行虔誠的勸懲。李漁對于文學的社會教化功能同樣有著深刻的認識，他在其作品《閑情偶寄》中，明確把“規(guī)正風俗”、“警惕人心”作為寫作的宗旨，他的好友包璇更是在《李先生一家言全集敘》中說“笠翁歷遍天下,其所著書數(shù)十種,大多寓道德于詼諧,藏經(jīng)術于滑稽” ,這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李漁在其作品中勸善懲惡的良苦用心。然而李漁雖然繼承了傳統(tǒng)話本小說的勸懲功能，他繼承的卻僅僅是勸懲的表象。在他的小說中，娛樂的喜劇效果彌漫于小說的字里行間，勸善懲惡的說

26、教卻往往不由自主的退居話本小說的議論或簡述中。不能說李漁的創(chuàng)作與中國傳統(tǒng)文學思想歷來強調文學的教化功用完全相悖，他同樣是以宣揚教化、勸善懲惡自我標榜，但是在他的小說中所謂的道德勸誡往往只是為了制造小說離奇情節(jié)的需要，并沒有很強的說服力，因此也不能算作小說的真正旨歸。 </p><p>　　李漁對于喜劇的熱愛，從根本上決定了他的小說與其他作家不同顯著特色。正如他在《風箏誤》中所說：“為我填詞不賣愁，一夫不笑是吾憂；

27、舉世盡成彌勒佛，度人禿筆始堪投?！彼⒉黄谕x者能夠聽取他的道德勸戒，而是始終追求 “一夫不笑是吾憂”的效果，娛樂才是最終的歸宿。他在強調文藝的勸懲功能的同時，也十分重視寓教于樂，“嬉笑詼諧之處，包含絕大文章” [4]，通過創(chuàng)作大量的喜劇小說，以其精湛的科諢藝術，幽默詼諧的語言，引人發(fā)笑，讓人們在輕松歡樂的氛圍中得到啟發(fā)，進行思索。 “誰想財主料事，件件料的著。只有生死二字，不肯由他做主”（《三與樓》），“奉勸世間人，莫施刻毒心；刻毒后

28、來終有報，八兩機謀換一斤”（《萃雅樓》），這些話語充滿了對權貴財主們的調侃，在詼諧幽默的言辭中也透露出了對這些人物的反感、厭惡。</p><p>　　李漁在小說中往往多采用一些具有相反相對性格的人物，便于矛盾的激化，飽含喜劇色彩。《合影樓》中的兩個縉紳管提舉和屠觀察，作為一門之婿，是連襟的關系，但卻偏偏性格不合，一個是跌蕩豪華、風流成性，一個卻是執(zhí)拗古板、道學先生。完全相對的性格自然賦予了小說獨特的喜劇效果?！斗?/p>

29、云樓》里的裴夫人封氏相貌奇丑，但“又不自知其丑，偏要艷妝麗服，在人前賣弄，說她是臨安城里數(shù)得著的佳人”，這種強烈的對比，造成了笑料的百出?！八朴诮M織喜劇沖突，往往借助于巧合、誤會等傳統(tǒng)手法，激化矛盾，制造波瀾，把故事推向絕境，然后再妙手回春，寫出大團圓的結局?！盵5]《清官不受扒灰謗·義士難伸竊婦冤》正是將巧合、誤會等手法運用的最為出色的篇章之一，窮書生蔣瑜與緞鋪商趙玉吾之媳何氏、知府與媳婦的兩樁“奸情”都是由于巧合和誤會引

30、起的，而最終的真相是由于誤會的消解而得以大白。巧中有誤，誤中有巧的設計，使得小說妙趣橫生，充滿喜劇性。</p><p>　?。ǘ?雅與俗的中和</p><p>　　雅俗問題，首先是一個文化問題，雅俗之辨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反映在文學領域，其意義主要指區(qū)分藝術風格、文體類型，隱含其間的是尚雅貶俗的價值判斷。在中國古代，雅文學和俗文學作為一種既存的現(xiàn)象，成為了當時經(jīng)常被討論的文學問

31、題。明中晚期，雅俗文學之間的混雜與矛盾進一步明朗化。雅俗之辨也成為文學思想、創(chuàng)作主張分歧的重要標志之一。在李漁的各類著述中，雅、俗是兩個出現(xiàn)頻率極高的字眼，涉及人格精神、文學品格等方面的雅俗。</p><p>　　亂世中的李漁，可以說是一個雅與俗的矛盾綜合體。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一種是傳統(tǒng)文人式的，向往著高潔與浪漫——不論李漁在現(xiàn)實社會的實際處境如何，他始終以文人雅士的身份自居，因此他的雅俗觀實際上就是以確認自身文人身

32、份為前提而進行的某種調適；另一種可以說是商人式的，表現(xiàn)為重實際重功利的特征。商人的特性使得李漁不會顧及他人的非議，而去實現(xiàn)自己的利益，而文人的特性又使得李漁在這種庸俗的生存方式中保持著自己的那一份文人的本真。</p><p>　　在文人的思維定勢里，世俗生活中常見的瑣屑、凡庸之事往往均視為濁、俗。市廛集中了人世種種名利俗念，“乃極俗之地”，故而李漁強烈表示“但求遠市廛，不為塵俗侵”（《笠翁詩集》卷一《安貧述二首》

33、其二）。與“俗”相對的“雅”，則是山澗水涯、新篁修竹、字畫清玩等清雅之物，如《十二樓》之《萃雅樓》中“花卉有至雅之名”。由此可見，李漁所肯定的人格精神之雅，主要是清雅、高雅，著眼于人生情趣、藝術蘊涵。這樣的人才韻士大都不求聞達、漠視功名，具有“閑云野鶴之性”，《聞過樓》中的顧呆叟、《三與樓》中的虞素臣就是李漁“雅人”概念的形象投射，有著極明顯的自喻意味。至于李漁所說的“俗”則主要指執(zhí)著于世務，鄙吝、腐陋之義，同時，針對當時一切文士矯言清

34、尚、有意求雅而不得法的現(xiàn)象，李漁亦譏之為“文人俗態(tài)”，以上為李漁在人格精神上的雅俗觀。</p><p>　　李漁的小說無疑是應歸類于“俗”的，這里所說的“俗”，不僅在于內容的庸俗和用詞的粗陋，更是側重于形式的平易與表達內容的直白?！霸拕t本之街談巷議，事則取其之說明言，凡讀傳奇而有令人費解，或初閱不見其佳，深思而后得其之所在者，便非絕妙好詞”。[6] 在李漁看來，不同文化程度的讀者在閱讀上的需要并無高下之分，一般讀

35、者的愿望同樣應該得到尊重和滿足，因而對“俗”的要求說到底也是李漁商人性格對于讀者需求的必然反映。李漁常以無所顧忌的口語摻雜大量生活化的比喻來敘述生活中的可笑場景，樸野的白話文往往具有文言所不具備的力度和明快感，如在《鬼輸錢活人還賭債》中，形容王小山聰明是“眉毛會說話，頭發(fā)都是空心的”，形容王小山高興，是“夢里也笑醒來”，而說到當王小山發(fā)現(xiàn)王竺生是富人之子而自覺有利可圖時，“就如他鄉(xiāng)娛樂故知，病中見了親戚，顏色又和藹了幾分，眼睛更鮮明了一

36、半?！笔芯膶W與文人文學表達方法的差異就在于前者往往能以一種情理之中的夸張來揭示事物的本質，雖然直白，卻也更具穿透力。李漁對于俗文學的吸收和借鑒還包括對具有民間情趣的表達方式的領會運用，往往形象的比喻后隱藏著大膽的暗示，在使讀者領會市井的智慧時也體會到</p><p>　　然而，無法磨滅的文人氣質又使得李漁在進行小說創(chuàng)作時，不自覺地將強烈的文人情趣滲透于其中，具體表現(xiàn)為李漁常以文字游戲如入小說，在不打斷正常敘事進

37、程的同時制造一些詼諧滑稽的效果，流露的是文人的才情，顯示的是創(chuàng)作的余裕。如《妒妻守有夫之寡，懦夫還不死之魂》中形容男子懼內：“世間懼內的男子，動不動怨天恨地……定要選個強硬的夫人來欺壓我。一日壓下一寸來，十日壓下一尺來，壓到后面，連寸夫、尺夫都稱不得了，哪里還算個丈夫？”由丈夫之“丈”為度量單位，聯(lián)想生發(fā)為“尺”夫、“寸”夫，說法新穎又貼切?！陡陌俗挚啾M甘來》中寫衙門黑暗“要進衙門，先要吃一服洗心湯，把良心洗去；還要燒一份告天紙，把天理

38、告辭，然后吃得這碗飯?！痹⑴R于嬉笑之中，涉筆成趣。值得注意的是李漁小說中的人物語言，對于其中的市井任務的潑悍無賴、粗言俗語亦予剔除、雅化，如《奪錦樓》中小江夫妻吵架，均出以極工整的對句，雖不足以傳達生活本真，但有助于造成書面表達的錯落有致之美。</p><p>　　更見文人情趣的還有時時點綴于李漁小說各處的別開生面的妙論。議論是李漁在進行小說創(chuàng)作時投入強烈的主體意識的有效手段，在以“勸懲”為目的的議論中，李漁并

39、不總是著眼于道德層面，更多討論一些人生經(jīng)驗，因此李漁小說中的議論往往不適合作為雅正文學中嚴肅的道德箴言，更宜作名士清談觀。這類議論每每挾之情趣，頗具情理兼?zhèn)渲?，如《夏宜樓》中評品荷花之異：不但多色，又且多姿，不但有香，又且有韻，不但娛神悅目，到后來變作蓮藕，又能解渴充饑。古人說他是“花中君子”，我又替他別取一號，叫做“花之美人”?！詮某鏊H，就能點綴綠波，雅稱“荷錢”之號。未經(jīng)發(fā)蕊之先，便可飲漱清香，無愧碧筒之譽?；ò暌宦?，早露

40、蓮房。荷葉雖枯，猶能適用……由此顯示出文人高情雅致，也使小說染上了一層清雅色調。綜上所述，李漁話本小說創(chuàng)作從語言表達到情趣意蘊，無不留下“文人之筆”的鮮明印跡，擺脫了通俗文學之稚拙粗樸，而體現(xiàn)為一種“人工”美。也正因如此，它顯得纖巧而至做作，失落了通俗文學自然渾樸、熱烈真切的藝術魅力。</p><p>　　李漁在《閑情偶寄·科諢第五》表達了這樣的戲曲觀：“科諢之妙，在于近俗，而所忌者又在于太俗。不俗則類

41、腐儒之談，太俗即非文人之筆。吾于近劇中，取其俗而不俗者，《還魂》而外，則有《粲花五種》，皆文人最妙之筆也?！盵7]這段話反映了李漁本人對于文學品格中“俗”的看法，“俗與不俗”，恰好準確的概括了李漁的語言風格。因此，最能代表李漁對語言的要求，同時也最能體現(xiàn)李漁語言風格的，是李漁小說用語中雅俗交融的一面，具體表現(xiàn)為以文人的典雅之筆來委婉地表達具有市井情調的內容，即“以雅說俗”。</p><p>　　對于其作品中的一些

42、猥褻內容的表達，充分反映了李漁的“以雅說俗”。如以“望門流涕，遇敵倒戈”來比喻男子的性無能（《人宿妓窮鬼訴嫖冤》），以“誠于中而行于外，自然有許多聲響做出來了”形容夫妻就別后的交歡（《移妻換妾鬼神奇》），通過對于成語和典故的故意曲解，用雅文寫俗事，顯示出作者對文字驚人的把握能力。對于李漁小說中關于猥褻內容的描寫，認為李漁格調低下或獨具匠心都屬于見仁見智，但在這種手法之后隱含的深意卻是不可忽略的，以雅致之筆描寫鄙俗之物的手法真實的傳達了李

43、漁的愿望，即嘗試在俗與不俗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即使這種嘗試的效果不盡理想，但嘗試本身卻是無可否定的。</p><p>　?。ㄈ?情與理的中和</p><p>　　李漁在他的戲曲《慎鸞交》中，曾借主人公華秀之口，含蓄的表達了自己的觀點“畢竟要使道學、風流合而為一，方才算得個學士、文人?！庇纱丝梢?，“道學、風流合而為一”同樣是李漁在小說中所要表達的情理觀。身處明末清初，對情的認識既有襲自晚明

44、的成分，重視“情”的客觀存在，同時也包含著對情的重新反省使之向理靠攏。李漁小說正是二者之間的中和，既有對情的掙扎，也有對理的畏懼。李漁對于男女戀情，個人欲求，持充分的肯定態(tài)度，他反對道學、追求個性解放和愛情自由。對人生抱著享樂態(tài)度，極力反對把正當?shù)那橛暈樾皭?，一方面肯定情欲是人性之必然，肯定情的合理性，一方面又企圖不悖于封建禮教，因此謂之風流與道學合一。</p><p>　　青年男女的愛情故事，是經(jīng)久不衰的創(chuàng)作

45、題材。李漁筆下所贊頌的愛情故事，都是建立在真正的相互愛戀基礎之上的愛情和婚姻，這反映了明代中期以后自由思想的發(fā)展對于傳統(tǒng)愛情觀念的影響。李漁對于受金錢勢力觀念影響的婚姻關系進行了強烈的批評，他主張愛情的發(fā)展要因勢利導，順乎自然。對于青年男女為了愛情背叛傳統(tǒng)禮教、追求婚姻幸福的行為，他給予了強烈的支持，這一點體現(xiàn)了李漁先于他人的民主思想。</p><p>　　借封建道德觀念來為人欲張目，用張揚禮教來反對禮教，是李漁

46、將風流與道學合而為一的有效手段。再看《無聲戲》名篇《譚楚玉戲里傳情，劉藐姑曲終死節(jié)》，譚楚玉和劉藐姑在禮教制度的強大壓力下，依然敢于違抗父母之命，追求堅貞不渝的理想愛情，甚至不惜放棄生命，這是與封建道德規(guī)范完全違背的，然而在劉藐姑捍衛(wèi)自己的愛情時，同樣以封建道德觀念加以駁斥“烈女不嫁二夫，豈有再嫁之理？”“別的女旦不明道理，不守節(jié)操，可以不嫁正生；孩兒是個知道理、守節(jié)操的人，所以不敢不嫁譚楚玉?！泵髅魇欠饨ǘY教的叛逆者，卻又謹守著封建規(guī)

47、范，禮教規(guī)范成為了雙方傳遞愛情的工具，使他們另一方面又成為了禮教的維護者?！肚骞俨皇馨腔抑r，義士難伸竊婦冤》中蔣、何二人扮演著恪守封建規(guī)范的角色，表現(xiàn)的隨遇而安，并無一毫不平之心。倒是作者很為兩個青年人鳴不平，讓一只小老鼠來解開這個惡因緣的死結，肯定了“才堪相配”的美滿結合。蔣、何二人始終表現(xiàn)的被動，不承擔破壞道德規(guī)范的罪名，最后由知府做媒人美滿結合，情欲最終被納入了禮義的范圍之內。</p><p>　　《合影樓

48、》的故事實際上也表達了李漁風流道學合一的觀點，對于太過風流的屠觀察和太過道學的管提舉，都不為李漁所贊同，而為兩家說親，調停風流與道學之間矛盾的路公，則在“不夷不惠之間”，和李漁持相同觀點，“風流”意味著多情，“道學”意味著遵理，“風流、道學合而為一”的觀念實質上就是李漁企圖創(chuàng)造“情理合一”道德觀的體現(xiàn)。與晚明的“以情抗理”思潮相比，李漁的“情理合一”觀明顯是想調和“情”與“理”二者之間的矛盾。對于晚明主情派文人掀起“以情抗理”大潮，盡管

49、他們表現(xiàn)出縱情適性，反抗傳統(tǒng)倫理的外在約束，但實際上仍然保存著儒家的傳統(tǒng)規(guī)范，就連主情派的代表湯顯祖與馮夢龍在“以情抗理”的背后也沒有完全顛覆“理”的位置，在“主情觀”中也有“情理合一”的思想。他們并非真正的“以情抗理”，而是將理學中“理本體”換成了“情本體”，因此實際上也是一種以“情”為主導的“情理合一”觀念。</p><p>　　與之相比，李漁的“情理合一”觀反對三言二拍中那些不合禮教的行為，認為真正的風流應

50、該是在“理”的框架內追求，實質卻是“以理制情”，然而李漁小說中的主人公打著禮教的幌子，所言所行完全不逾禮教一步，卻往往并不專情，坐擁多美成了他們的最佳歸宿，這些品行與三言中的多情才子比起來，既缺乏至情至性的流露，也往往失之于庸俗市儈?！斗髟茦恰分械呐峁尤螒{父母為自己退掉了初次定親的韋小姐，取了嫁妝豐厚的封氏，婚后發(fā)現(xiàn)封氏相貌丑陋又整日郁郁寡歡的愿其早死。直到一次偶然的機會，裴公子邂逅了韋小姐和她的侍女能紅，被她們主仆二人的美貌吸引，于

51、是迅速向其再次提親，遭到拒絕之后又迅速的將求愛對象轉向侍女能紅，盡管最后裴公子娶得兩位嬌妻，我們依然無法從中讀出真情真愛的意味，反而更多的是這種道貌岸然，小人得志的鄙夷。同樣的狀況在《夏宜樓》中也可見到，瞿佶人在借助望遠鏡目睹詹小姐的芳容和高尚情操之后，立刻登門提親，盡管他本人身無長處，卻狡黠的再次借用望遠鏡和其他手段達到目的，然后結尾的坐擁多美又實在令人作嘔使讀者不得不懷疑作者李漁的惡趣味。這樣的庸俗是令正派文人所不齒的，然而在文化恐

52、怖政策盛行的時代，也同樣可以理解為這是李</p><p><b>　　（四）奇與常的中和</b></p><p>　　“是詞幻無情為有情，既出尋常試聽之外，又在人物情理之中，莫奇于此矣?！?[8]所謂“既出尋常視聽之外”，指的是題材要新奇，要選擇人們所沒有接觸過的，這個觀點反映了李漁“情事不奇不傳”的選材創(chuàng)作觀念；所謂“又在人情物理之中”，指的是創(chuàng)作的內容要合乎人事，

53、順乎情理之中。</p><p>　　他的作品大都著眼于平常的事情，著意描寫人情物理。在他的作品中，沒有什么光怪陸離的奇人異事，往往都是人們平時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事物，他甚至直白的指出“可見事涉荒唐，即文人藏拙之具也?！薄稛o聲戲》中的小說一般都不涉及重大的題材，從日常生活小事入手，寫小人物之間的矛盾、沖突，各類人物的悲歡喜樂。如男女相愛、寡婦再嫁、義仆奔喪、財主求子等，這些極其普通的事情，卻被李漁寫的妙趣橫生。&

54、lt;/p><p>　　李漁將小說看作是“無聲戲”，他的小說和戲劇都具有尚奇的特點。正如他在《閑情偶寄》中所表達的觀點：“古人呼劇本為傳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經(jīng)人見而傳，是以得名。可見非奇不傳，新即奇之別名也?！?[9]李漁筆下所采用的一些題材往往是當時的作家們不屑于寫，或是不敢寫的事物。這些題材被李漁寫了出來，產生了令人震撼的藝術效果?！睹缷D同遭花燭冤·村郎偏享溫柔?！分械闹魅斯I里侯，是一個“五官四肢都

55、帶些毛病，件件都闕，件件都不全”的財主，他接連娶了三個才貌雙全的女子，盡管這在當時的社會現(xiàn)實生活中是不足為奇的，卻與才子佳人的情理難合。愛情題材的小說是很難寫出新意的，但李漁筆下的男女卻不同于傳統(tǒng)的花前月下的模式。他們有的利用流水傳書，荷葉遞柬；有的利用戲臺作為遮掩，戲里傳情；有的利用望遠鏡遠觀美人，假扮神仙。這些題材的故事自然令讀者的感到新奇，耳目為之一新。</p><p>　　古典文學“奇”與“?！钡挠^念，經(jīng)

56、歷了很長的發(fā)展歷史，李漁常中見奇的思想是歷史演進的產物。李漁崇尚新奇，“物惟求新”、“非奇不傳”，他善于從平常事物中翻出新意，化腐朽為神奇，往往具有石破天驚之妙。然而要做到在尋常中求新奇，就必須將新奇建立在符合情理的基礎上，不能脫離生活的真實，違背生活的邏輯，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奇而不謬，真實可信”。李漁所追求的新奇并不是荒誕不經(jīng)，光怪陸離，而是在現(xiàn)實生活中所能發(fā)現(xiàn)的新奇之事?！八^意新者，非于尋常聞見之外，別有所聞所見面后謂之新也。即在

57、飲食居處之內，布帛菽粟之間，盡有事之極其，情之極艷” [10]。</p><p>　　李漁小說中奇與常的中和同樣體現(xiàn)在對小說體制的繼承發(fā)展上。李漁的文學觀是辯證發(fā)展的，正如杜書瀛先生在所說的那樣，“一方面，李漁尊重傳統(tǒng)，珍惜遺產；另一方面，他又不拘泥于傳統(tǒng)，不拜倒在遺產面前直不起腰來?！?[11]李漁以《無聲戲》、《十二樓》為代表的白話短篇小說發(fā)展了傳統(tǒng)的話本小說體制，逐漸擺脫了傳統(tǒng)作品說話的痕跡，向“小說化”小

58、說的方向發(fā)展。在繼承話本小說體制的同時，對這一體制進行適度的改造，變舊為新，使小說易于為讀者接受，又能適度舒展求新求變的個人情趣。李漁在創(chuàng)作中加強了入話和頭回的聯(lián)系，使入話和正話渾融一體。如《乞兒行好事·皇帝做媒人》所寫的“窮不怕”雖是乞丐，卻有俠骨義腸，反映了作者對于卑賤者的由衷贊嘆。這回合的小說在正話之前李漁就“先請兩位教化陪客與本傳作個引子”，講述了兩個小故事作為補充。一則寫的是唐伯虎假扮乞丐的故事，另一則寫的是崇禎末年

59、許多志士在國破家亡后寧做乞丐不愿服務新王朝的史實。這兩則入話一虛一實，一諧一莊，與正文相互映照，而它們所表現(xiàn)的“名士之風”和“志士之節(jié)”又恰好組成了正文主人公主要的性格特征。</p><p>　　三、李漁作品中和思想的來源及影響</p><p>　　從上文的描述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李漁的擬話本小說創(chuàng)作所流露出來的濃厚的“中和”意識。筆者認為，李漁的創(chuàng)作中所包含的中和思想，首先與其特殊的人生經(jīng)歷

60、，即文人氣質和商人價值觀造成的雙重品格有深刻的關系，同時亦受到當時的社會思潮的影響，而從根本上來說，這種思想根源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中庸哲學。</p><p>　　李漁小說中和思想的來源</p><p>　　李漁出身于一個醫(yī)藥兼營的商人家庭，父親的商業(yè)才能為少年時代的李漁創(chuàng)造了優(yōu)裕的生活條件。尊前有酒，心中無愁，使得他可以全身心的鉆在書卷之中，體味圣賢之論。然而李漁的父親卻在李漁未及弱冠的年齡

61、就不幸去世。李漁為父親服喪期滿后，返回故鄉(xiāng)，二十五歲時參加童子試科考，“獨以五經(jīng)見拔”，深受主考官的喜愛。但從此以后命運就再也沒有垂青過這個才華橫溢的文人，屢試不第的打擊，再加上戰(zhàn)亂的影響，使他對于功名的熱度降到了冰點。在他四十歲那年，為生計所迫，舉家遷往杭州，從此開始了“賣賦以糊口”的生活，走上了一條文化商人的道路。短短幾年之內，李漁就寫出了《無聲戲》和《十二樓》兩部小說集以及幾部傳奇，在當時頗受歡迎。同時他又開書鋪經(jīng)營出版發(fā)行，并組

62、織家庭戲班巡回演出。但李漁沒有俸祿，家無恒產，中年以后家口日繁，生活負擔不斷加重。因此，他每到一地，總要奔走于達官權貴、富豪鄉(xiāng)宦的府邸，為他們提供聲色娛樂，接受他們施舍與饋贈，而且為了求得更多的好處，常常顯露出獻媚逢迎的庸俗情態(tài)。</p><p>　　李漁的創(chuàng)作總體沿襲了話本小說勸善懲惡的傳統(tǒng)，但同時他認識到，光是在小說中勸善懲惡勢必會影響他“硯田糊口”，即創(chuàng)作小說的經(jīng)濟效益。因此他也重視小說娛樂人心的功能，意識

63、和市民讀者的欣賞趣味，讓讀者在閱讀小說時，既能領悟到勸善懲惡的思想內容，又能產生一種輕松愉快的心情。由此可見，勸懲和娛樂從一開始就貫穿在李漁的創(chuàng)作目的中。因此，李漁的小說一方面肩負著對于社會的教化勸懲使命，這突出的反應在其小說的勸善懲惡的主題上；另一方面，為了達到新奇、趣味、吸引讀者的目的，小說的語言運用與情節(jié)的設置難免有迎合世俗趣味的傾向。正是這樣就造成了李漁作品呈現(xiàn)出雙重品格的矛盾，它決定了李漁的文學創(chuàng)作不可能走向純商業(yè)的模式，或是

64、純文學的道路，而是對這兩個方向做一定的折中來進行創(chuàng)作。</p><p>　　文人與商人的雙重身份造成了其在創(chuàng)作中不由自主的中和意識。然而這種雙重身份的選擇，卻是其面臨朝代更替所做出自己選擇的必然結果。因為親歷明末清初改朝換代造成的歷史磨難，李漁期望自己的小說“有裨世道”，他的博古通今又使他以懷疑的目光去透視通俗文學取得的成就和社會效果。他認為僅僅憑借小說的力量并不能達到勸善懲惡的程度，與其以小說“維持世道”，莫若

65、用小說娛樂人心。因此在創(chuàng)作中他總是避開那些重大、嚴肅的題材，虛化了小說情節(jié)的悲劇性，同時為適合市民階層的庸俗情趣，小說格調逐漸走向媚俗。從表面上看，李漁似乎對于生活的本質缺乏認識，但恰恰相反，他并非缺乏認識生活的能力，只是不愿就此深入下去，不愿以犀利的筆觸穿透生活的本質，以嚴峻的態(tài)度揭露現(xiàn)實的丑陋，掩蓋生活的悲劇。李漁的這種行為，實則是在當時社會“文化恐怖”背景下的一種“明哲保身”的安身之舉。他企圖做一個快樂的文人，不希望生活過的太嚴肅

66、、悲壯。</p><p>　　然而若要論及這種中和思想產生的根源，又不得不要追溯到我國傳統(tǒng)儒家中庸思想的精髓。儒家認為“和”是天地萬物最好的秩序和狀態(tài)，同時也是最為理想的境界。而要想實現(xiàn)“和”這一境界，就需要保持“中庸之道”，也就是保持適度、節(jié)制、理性和不偏不倚。中國文學史上屢見不鮮的“大團圓”審美心理現(xiàn)象并不是偶然的，就有這種中和思想的心理的積淀、渲染和影響。[121]李漁的小說，無論是《無聲戲》中的短篇故事，

67、還是《十二樓》中的悲劇話本，以中和思想貫穿創(chuàng)作的始終，充分說明了儒家“中庸”思想對于他的深刻影響。</p><p>　　（二）中和思想對于李漁小說創(chuàng)作的影響</p><p>　　中和作為一種整體的效果，一種在整體上均衡、和諧的狀態(tài)，決定了文人在進行創(chuàng)作的時候不允許有某個局部過于突出，使得整體反而顯得暗淡，更不允許某個部分與整體不協(xié)調，破壞整體的統(tǒng)一。這就使得文人們在強調個人情感的和諧、平和

68、，注重作品的整體效果，但同時也容易使作品失去了自身應有的個性和情感的多樣化的表達，造成對于個體感情的束縛。</p><p>　　同時，李漁以戲曲創(chuàng)作小說，將戲曲理論帶入小說創(chuàng)作中，在奇與常之間游走，使得一方面由于兩者有共同創(chuàng)作規(guī)律而使小說別開生面，又因忽視二者的區(qū)別給小說帶來某些缺陷。作為敘事藝術的小說并不等同于代言的戲劇，不是按照人生創(chuàng)造戲劇，而是按戲劇表現(xiàn)人生，創(chuàng)造出一種游離于生活的虛幻藝術，“這在某種程度上

69、泯滅了小說和戲劇作為各有其獨立美學品格的兩種文藝形式之間的差異，引導小說走向了一條偏重形式的道路”。[13]李漁的小說既追求語言形式的平易與含義的直白，又努力使語言在許多地方融入濃厚的文人情趣，以典雅的的文人之筆委婉的表達具有市井情調的內容。同時又通過設置喜劇人物，來進一步制造喜劇氛圍，將嚴肅的主題在與嚴肅完全不搭邊的環(huán)境氣氛中表現(xiàn)出來。安排喜劇性情節(jié)，大團圓結局，加上他對于科諢藝術熟練的把握運用，使他的小說寓教于樂，勸懲教化與詼諧幽默

70、完美的結合在一起，使文學的娛樂性與對世俗的迎合尋到了相對恰當?shù)钠胶恻c。</p><p>　　然而一味追求大團圓結局，也損害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小說中少數(shù)篇幅片面求奇，違背了真實。小說在努力迎合世俗的同時，常常使情節(jié)違背自身的發(fā)展邏輯，有時在情節(jié)上前后彼此脫節(jié)。表達自我相對淺薄，大多局限于基本的為人處世態(tài)度或簡單的個人愛好，可以體現(xiàn)深刻思想之處點到即止，缺乏深入的挖掘，思想內容總體上以平庸為主，淪為媚俗，這些也

71、不失為李漁小說之所以無法具有崇高的藝術地位的重要因素。</p><p><b>　　四、結語</b></p><p>　　李漁以文人獨創(chuàng)擬話本小說首開風氣，在前人的基礎進行大膽的創(chuàng)新。他的小說加速了小說的雅化過程，使小說體式更趨完備，標志著白話小說走向進一步成熟，也擴大了小說在民間的影響，為小說在文壇取得核心地位準備了條件。李漁的小說雖不如“三言”渾厚、質樸，也不如“

72、二拍”奇幻、細膩，但他的創(chuàng)作對于小說現(xiàn)實性、通俗性的發(fā)展有著重要的意義，中和思想更是貫穿于小說創(chuàng)作的始終，對之后的小說創(chuàng)作都有獨特的借鑒意義。</p><p><b>　　注釋</b></p><p>　　[1]袁行霈.中國文學史[M]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第255頁</p><p>　　[2]朱立元.美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

73、01,第200頁.</p><p>　　[3] 徐林林.團圓背后的錯位——李漁“團圓之趣”戲劇思維的梅派闡釋：《語文學刊：高等教育版》 2010年4期</p><p>　　[4]《閑情偶寄·科諢第五·重關系》中華書局2007，第88頁</p><p>　　[5] 沈新林.李漁與無聲戲[M].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107頁.</

74、p><p>　　[6]《閑情偶寄·詞采第二·貴淺顯》中華書局2007，第34頁</p><p>　　[7]《閑情偶寄·科諢第五·忌惡俗》中華書局2007，第87頁</p><p>　　[8]《笠翁全集·香草亭傳奇序》：《李漁全集》卷一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第47頁</p><p>　　[9

75、]《閑情偶寄·結構第一·脫窠臼》中華書局2007，第17頁</p><p>　　[10]《笠翁詞集·窺詞管見》：《李漁全集》卷二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549頁</p><p>　　[11] 杜書瀛.李漁美學思想研究[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158頁.</p><p>　　[12] 危磊.“大團圓”審美心理成因新探[J]

76、.文學評論，2002（3）</p><p>　　[13] 陳良.李漁擬話本小說及其觀念研究[D].陜西師范大學，2003</p><p><b>　　參考文獻</b></p><p>　　[1]李漁.李漁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p><p>　　[2]沈新林.李漁與無聲戲[M].沈陽：遼寧出版社，

77、2000.</p><p>　　[3]李漁.閑情偶寄[M].中華書局，2007</p><p>　　[4]杜書瀛.李漁美學思想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p><p>　　[5]沈新林.李漁新論[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7.</p><p>　　[6]黃強.李漁研究[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l

78、t;/p><p>　　[7]李時人. 李漁小說創(chuàng)作論[J]. 文學評論 , 1997,(03) . [8]劉玉峰. 試析李漁短篇小說中的情愛主題[J]. 讀與寫(教育教學刊) , 2007,(06) . [9]湯妙. 李漁小說創(chuàng)作思想的利與弊[J]. 皖西學院學報 , 2004,(01) .[10]周毅. 勸懲與娛樂──李漁小說的創(chuàng)作旨歸[J]. 黑龍江社會科學 , 2001,(02) . [11]孫福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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