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國、警察國家與領袖民主制：西歐現代國家構建的三條線索

1、摘 要：雖然韋伯在生前未能完成《經濟與社會》“支配”一章中“現代國家的發(fā) 展”一節(jié)，但是，基于他現有的著述，我們仍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還原出他對 這一過程的理解。從等級制會議中發(fā)展而來的議會制，與從絕對君主領導下的警察國家中發(fā)展而來的現代官僚制，基于權力劃分原則進行的重組，構成了 19 世紀以后法治國中最重要的兩項制度。不過，無論是從家產官僚制向現代官僚制的轉變，還是現代官僚制的日常經營，都有領袖民主制的參與。因此，等級制國家、家產官僚制

2、和領袖民主制各自為現代國家這架“機器”貢獻了某一零 部件。當這些從不同的歷史傳統(tǒng)、不同的發(fā)展脈絡而來的要素共同匯聚到現代 國家中時，它們之間的共存也充滿了緊張。韋伯社會學中的現代國家構建問題 韋伯社會學中的現代國家構建問題根據韋伯在 1914 年公布的《社會經濟學大綱》的目錄，第一部“經濟學基礎”的第三卷為《經濟與社會》，該卷共分為兩個分冊。其中，韋伯負責第一分冊，題為“經濟與諸社會秩序和權力”；門格爾的學生菲利波維奇（Eugen vo

3、n Philippovich）負責第二分冊，題為“經濟體系和社會政治體系及其理念的發(fā)展過程”。韋伯負責的這個第一分冊，也就是后來溫克爾曼編輯的《經濟與社會》 中的第二分冊。得益于施魯赫特等人的研究和新版《韋伯全集》的編纂工作，今天我們得知，溫克爾曼版《經濟與社會》的第一分冊“社會學的范疇學說”，實際上是韋伯在去世前把他原本所負責的部分重寫了一遍。因此，它們 不是同一本書的兩個部分，而是一本書的兩個版本，分別創(chuàng)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下簡稱

4、“一戰(zhàn)”）之前（1911—1913）和一戰(zhàn)之后（1919—1920）（Weber，2003：820-821；Schluchter，1989）。不過，韋伯在一戰(zhàn)之前并沒有完成“經濟與諸社會秩序和權力”。尤其是全書最后一章“支配”只寫到“非正當性支配：城市的類型學”一節(jié)，最后兩節(jié)“現代國家的發(fā)展”和“現代政黨”則只留下了標題。然而，無論是上述標 題，還是韋伯后期屢屢提及的“國家社會學”的講法，都提示我們“支配”部分的最終落腳點是現代國家的構

5、建問題。盡管在辛茨、羅森伯格、科卡（Jürgen Kocka）和布魯納（Otto Brunner）等歷史學家以及波齊（Gianfranco Poggi）和蒂利（Charles Tilly）等社會學家那里，我們能夠看到韋伯的相關議題和概念對他們 研究國家問題的啟發(fā)和影響，但是，這并沒有得到韋伯研究者的充分重視。當 我們隨手翻開一篇有關韋伯支配社會學的論述時，充斥其間的是關于各種靜態(tài) 的正當性支配類型的討論，至于現代國家構建的動態(tài)

6、過程卻很少有研究者去觸及。自騰布魯克在其著名的《馬克斯·韋伯作品中的主題統(tǒng)一性問題》一文中 質疑瑪麗安妮·韋伯和本迪克斯把《經濟與社會》看作韋伯最重要的、最終的作品，轉而主張從《宗教社會學文集》的“前言”、《世界諸宗教之經濟倫 理》的“導言”和“中間考察”入手去解讀韋伯思想以來，上述情況不僅沒有得到改觀，反而更不樂觀了（Tenbruck，1980：324-328）。正如騰布魯克本人所指 出的那樣，在他之前有關韋伯思想

7、的解釋主要是沿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 神》、方法論著作和解釋社會學等方向展開的。而他本人所倡導的進路，并沒紀君主與各個等級之間的二元性的權力格局（Hintze，1930：231），其終點則是法 治國中官僚制與議會制借助權力劃分而實現的“法制型支配”（韋伯，2005a：22）。下文我們將借助辛茨和羅森伯格等人的相關研究進一步還原上述歷史過 程。其次，不只是在等級制國家與家產官僚制的關系上，從家產官僚制到現代官僚制的轉變，即從傳統(tǒng)型支配到

8、現代國家的轉變，在韋伯的整個理論體系中同樣是晦暗不明的。我們只被告知關鍵的時間點是法國大革命，但他并未專門 處理上述轉變過程，僅在挑戰(zhàn)“資產階級革命”這一理論敘事的同時，給出了一些零散的評論和提示。在韋伯眼中，資產階級或市民階層，在絕大多數時候 只是君主及其官僚集團所發(fā)起的行政技術改革進程中被動的“政治上的尾隨者”（韋伯，2018：113，2005a：272、287）。他們對封建特權和家產制行政任意性的厭惡，對經濟活動的可計算性的要求，

9、的確使他們更偏愛現代官僚制，而現代 國家在權力斗爭和財政汲取上的需要，也的確促使它“早就自行積極迎合市民階層的經濟的理性主義”（韋伯，2005a：273）。但是，在絕大多數時候，政治舞臺的主角卻是舊有的封建貴族和官職俸祿群體、剝奪這些特權擁有者的權力并竭力擴張自身權力的君主及其領導下的官僚團隊。說到底，現代國家的構建既不是一個單靠市民階層的經濟利益需要，也不是一個單靠行政技術的理性化改 革再加上權力斗爭就足以說明的過程。它是不同傳統(tǒng)、諸

10、種契機共同作用下的產物。最后，與上述困難直接相關的一點是如何定位市民階層在現代國家構建中的作用。在后期“支配的類型”這一章中，韋伯專門辟出一節(jié)“非支配：卡里斯瑪再詮釋”，來解釋民主制和民選領袖。在他列舉的各種例子中，我們看到了克倫威爾、羅伯斯庇爾、拿破侖一世和拿破侖三世等英法革命時期基于大眾 支持而崛起的領袖。這提示我們，韋伯試圖借助卡里斯瑪支配以及蘊含在這種支配之中的“革命性力量”去解釋民主政治和民主意識形態(tài)的興起，以及從家產官僚制向

11、現代官僚制的轉變過程。下文將從等級制國家、家產官僚制和領袖民主制這三條線索出發(fā)，嘗試勾勒出韋伯有關現代國家的發(fā)展歷程的圖景。三者各自為現代國家這架“機器” 貢獻了某一零部件。當這些從不同的歷史傳統(tǒng)、不同的發(fā)展脈絡而來的要素， 共同匯聚到現代國家的構建中時，它們之間也充滿了各種緊張關系。從等級制會議發(fā)展而來的議會制，與從家產官僚制和“警察國家”發(fā)展而來的現代行政 機關，借助權力劃分原則，一起構成了法治國中最重要的兩項制度。由大革命所開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