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李二曲反思理學的獨特性

1、<p>　　淺析李二曲反思理學的獨特性</p><p>　　【摘要】明清之際是中國思想文化的又一鼎盛時期，出現(xiàn)了一批匡正時弊、康濟群生、利國利民的有識之士。他們身處在“天崩地解”的時代背景之下，面對著明清政權(quán)的易鼎，從各個角度對歷史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李?J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對理學的獨特性研究，值得我們深入去考察。 </p><p>　　【關(guān)鍵詞】李二曲　悔過自新　明體適用 <

2、;/p><p>　　李?J，字中孚，陜西周至人，取“山曲曰?T，水曲曰??”二語，自署曰“二曲土室病夫”，學者稱二曲先生。生于明天啟七年（公元一六二七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一七零五年）。是清初著名學者和思想家，與吳中顧炎武、富平李因篤、華山王山史學術(shù)交往甚密，同容城孫奇峰、余姚黃宗羲一并“高名當時”，時論以為“三大名儒”。李?J同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同處于“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際。明末農(nóng)民起義風暴和清軍入關(guān)，

3、造成明王朝的覆滅，極大的震動了當時的知識階層，一些有識之士親眼看到了理學家的“無事袖手談心性”、“自矜有學”，分門標榜；國難當頭，則“拱手張目，授其柄武人俗世”，“置四海之困窮不顧”，束書不讀，終日空談性命這一弊病。這使人們對宋明理學從厭倦發(fā)展到憎惡，甚至把明亡之禍，歸咎于朱、王末流“積弊”所造成的“學術(shù)蠹壞，世道偏頗”。于是釀成了以顧、黃、王諸子為代表的反思、總結(jié)理學的新思潮。李?J也是其中推波助瀾的人物。 </p>&

4、lt;p>　　一、“學問兩相資則相成，兩相辟則相病” </p><p>　　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shù)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對二曲的思想總結(jié)為： </p><p>　　“其時以王學顯者，莫如夏峰、二曲、梨洲，……二曲教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盵1]任公先生認為二曲思想純?yōu)槊鲗W余波，在清代學術(shù)史上乃是舊學一派。而候外廬則認為：“李?J的著作，沒有像王夫之、顧

5、炎武、傅山的反理學的風格，充分表現(xiàn)修正理學的態(tài)度。他對于朱陸異同，不持守門戶之見，而主張取舍于其間?！盵2]侯外廬認為二曲的思想特質(zhì)是修正理學的二元論。事實上，眾多的學者一致認為二曲的思想確是承繼陸王，這在學術(shù)界已經(jīng)成為定論。但是二曲絕不是僅以和會為能事，而是由簡擇、有批判的推陳出新的。正是這種簡擇與批判，構(gòu)成了二曲對程朱陸王的兼取，從而也構(gòu)成了其自身的思想特質(zhì)。 </p><p>　　有宋一代至明，理學分化為程

6、朱、陸王兩派?！八稳甯胶瞄T墻，于淵源最悉；明儒喜爭同異，于宗派尤詳?！盵3]兩派之間成見頗深，然而二曲在不帶任何成見的基礎(chǔ)上，對于兩派的得失作了中肯的評價，并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說： </p><p>　　姚江當學術(shù)支離蔽錮之余， 倡“ 致良知”，直指人心一念獨知之微，以為是王霸、義利、人鬼關(guān)也。當幾覿體直下，令人洞悟本性，簡易痛快，大有功于世教。而末流多玩，實致者鮮，往往舍下學而希上達，其弊不失之空疏杜撰鮮實用

7、，則失之恍惚虛寂雜于禪，故須救之以考亭。然世之從考亭者，多辟姚江，而竟至諱言上達，惟以聞見淵博、辨訂精密為學問之極，則有矯枉失直，勞罔一生，而究無關(guān)乎性靈，亦非所以善學考亭也。即有稍知向里者，又只以克伐怨欲不行為究竟，大本大原，類多茫然。必也以致良知明本體，以主靜窮理、存養(yǎng)省察為工夫，由一念之微致慎，從視聽言動加修，庶內(nèi)外兼盡，姚江、考亭之旨，不至偏廢，下學上達，一以貫之矣。故學問兩相資則兩相成，兩相辟則相病。（《富平答問》）又： &l

8、t;/p><p>　　來諭謂：“陽明之學，天資高朗者易得力；晦庵之學，質(zhì)性鈍駑者易持循?！薄换掴纸滩惶５?，固深得洙泗家法，而其末流之弊：高者循跡執(zhí)象，比擬摹仿，畔援歆羨之私，已不勝其憧憧；卑者桎梏于文義，糾畫于句讀，疲精役慮，茫昧一生而已。陽明出而橫發(fā)直指，一洗相沿之陋。士始知鞭辟著里，日用之間，迥然渙散，如靜中雷霆，冥外朗日，無不爽然自以為得。向也求之于千萬里之遠，至是反之己而裕如也。（《書??.答張敦庵》）又

9、及： </p><p>　　當嘉隆間，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則歸湛。其末流之弊，高者言‘無知’，慧者言‘歸寂’。（《體用全書》） </p><p>　　二曲從兩派思想產(chǎn)生的社會背景出發(fā)，取其思想中的有益成分，糾其后學末流的失誤弊端。對于王學末流的“舍下學而希上達”而陷入“其弊不失之空疏杜撰鮮實用，則失之恍惚虛寂雜于禪”；對于宗朱后學的“惟以聞見淵博、辨訂精密為學問之極”的弊端都提出了自己的批

10、判，并在此基礎(chǔ)上創(chuàng)新性的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內(nèi)外兼盡，不至偏廢，“學問兩相資則兩相成，兩相辟則相病”，構(gòu)建了一種全新的研究理路。 </p><p>　　對朱王學旨的肯定與對其末流的批評表現(xiàn)了二曲對朱子陸王雙譴雙取的傾向，也就是二曲自身的學術(shù)特質(zhì)和基本立足點。二曲的反思，是建立在關(guān)學“躬行實踐”的基本精神之上的，表現(xiàn)為一種十分溫和的、不露鋒芒的反思方式。二曲與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有著共同的問題意識，有著相似的學術(shù)傾

11、向以及民族氣節(jié)，然而他卻沒有那種勇敢的推進理論思維的精神和公開反思理學的氣度。 </p><p>　　然而，二曲從陸王之尊德性、程朱之道問學出發(fā)，通過上學與下達、本體與工夫的有機結(jié)合，建構(gòu)了自己的獨特的思想體系。進而通過康濟群生的關(guān)懷，將武備、農(nóng)政、水利等知識追求聯(lián)在一起，使之成為個體道德追求的必要延伸和有機組成部分。 </p><p>　　二、千圣進修之要訣的“悔過自新”說 </p

12、><p>　　眾所周知，明末清初的社會背景：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農(nóng)民軍領(lǐng)袖李自成經(jīng)過十多年的戰(zhàn)爭，終于推翻了明朝政府。接著清軍入關(guān)，又從農(nóng)民軍手中奪取了政權(quán)，建立了清王朝，并采取高壓政策迅速的鎮(zhèn)壓了各地抗清斗爭，統(tǒng)一了全國。面對這一場社會變故，當時的知識分子不可能不思索其中的原因。黃宗羲曾經(jīng)在《明夷待訪錄》、顧炎武曾經(jīng)在《日知錄》中指出明朝政治制度、科舉制度的某些錮弊是明清易鼎的原因之一，王夫之在《讀通鑒論》

13、和《宋論》等史學著作中也曾就歷史問題發(fā)表對現(xiàn)實社會的看法，他特別指出，明朝政府在處理民族關(guān)系方面產(chǎn)生了嚴重失誤，明朝政府體制缺乏有效的自我制約機制，是明朝政府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這些無疑都是很深刻的見解。 </p><p>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歷史經(jīng)驗的反思和總結(jié)思潮中，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將關(guān)注的焦點集中在理學，集中在對于明朝曾經(jīng)左右人們行動的學說的反思與批判中。這一時期的思想家在對歷史的重大變故進行總結(jié)的時候，或

14、將責任推于程朱，或推于陸王。 </p><p>　　在二曲看來，人心道德的沉淪衰微，才是國家滅亡，社會腐敗的最主要原因。他說：先覺倡道，皆隨時補救，正如人之患病，受癥不同，故投藥亦異。……若夫今日吾人通病，在于昧義命，鮮羞惡，而禮儀廉恥之大閑，多蕩而不可問。茍有真正大君子深心世道，志切拯救者，所宜力扶義命，力振廉恥，使義命明而廉恥興，則大閑藉以不諭，綱常賴以不毀，乃所以救世而濟時也。當務(wù)之急，莫切于此。（《南行述

15、》） </p><p>　　從上述引文可以看出，二曲認為民族的顛覆、政權(quán)的易手，是由社會之惡、人心之惡造成 的。二曲有著深沉的愛國情懷，康濟群生的社會理想，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了“悔過自新”說。古今名儒倡導救世者非一：或以‘主敬窮理’標宗，或以‘先立乎大’標宗，或以‘心之精神為圣’標宗，或以‘自然’標宗，或以‘復性’標宗，或以‘致良知’標宗，或以‘隨處體認’標宗，或以‘正修’標宗，或以‘知止’標宗，或以‘明德’標宗。

16、雖各家宗旨不同，要之總不出‘悔過自新’四字，總是開人以悔過自新的門路，但不曾揭出此四字，所以當時講學，費許多辭說。愚謂不若直提‘悔過自新’四字為說，庶當下便有依據(jù)，所謂‘心不妄用，丹府一粒，點鐵成金也。’（《悔過自新說》） </p><p>　　二曲如此標宗“悔過自新”說，在他看來，若想真正的發(fā)揮儒家經(jīng)世致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依舊離不開心性修養(yǎng)工夫的內(nèi)在支撐。故而他認為當務(wù)之急在“所宜力扶義命，力振廉恥”，只有喚醒人心

17、，在道德意識上下功夫，才能力挽狂瀾，救治當時的社會弊端，使無序的綱常倫理重新有序化。 </p><p>　　二曲同時也清醒的認識到了宋明理學已走向僵化，五六百年的發(fā)展流變以后，已經(jīng)是病痛百出，官學化的程朱理學埋沒于世俗功利、訓詁辭章之中；王學末流則不是高談闊論，脫落工夫，就是流于自然、疏脫禮法，因而也不能很好的對當時的社會提供有效的治療方法。于是他提出了“悔過自新”說來推挽世風、挽救人心。 </p>

18、<p>　　因此，這一學說并不是完全是個人的修己、修德，而是志存遠大，旨在救治當時的世風日下。他的友人在其序中這樣說到：“余知李子者，必不以一己之過為‘過’，一己之新為‘新’，‘悔過自新’之時義大矣哉！”“時義大矣哉”充分體現(xiàn)了二曲之學對時代之問題、社會之病痛、人心之過失的強烈關(guān)注。同時，這其中也凸現(xiàn)了二曲“悔過自新”說不同于別的思想家的特征所在。儒家的成德多闡發(fā)在人性本善上，而二曲卻是從人之“過”這種負面因素出發(fā)，探討其對

19、人成德的影響，并且認為這才是儒學的真精神，他舉例說明自古賢者皆是改過自身的不足，而達到真儒的境界的。“悔過自新”說便成為一個從程朱、陸王兩派中提煉出來的更直接、更簡易的入德成圣的工夫路徑。 </p><p>　　二曲的“悔過自新”說的理論根源不僅是程朱陸王，他溯其儒學發(fā)展的源流，以“求真是真非之所在”（《書?O.答范彪西徵君》）為指導，以回歸孔孟元典，發(fā)掘儒學“經(jīng)世致用”的真精神為目標。從經(jīng)典中再次闡明了“救萬世

20、之病”的儒學精髓，還原儒學，復其本來面目。他說： </p><p>　　德合三才之謂儒，天之德主于發(fā)育萬物，地之德主于資生萬物，士頂天履地而為人，貴有以經(jīng)綸萬物。果能明體適用而經(jīng)綸萬物，則與天地生育之德合矣，命之曰“儒”，不亦宜乎？能經(jīng)綸萬物而參天地謂之“儒”，務(wù)經(jīng)綸之業(yè)而欲與天地參謂之“學”。儒而不如此，便是俗儒；學而不如此，便是俗學。俗儒、俗學，君子深恥焉。（《周至答問》） </p><p

21、>　　二曲批判俗儒、俗學不遺余力。在此基礎(chǔ)上他提出了：“儒者之學，明體適用之學也?！保ā吨苤链饐枴罚┠敲春螢椤懊黧w適用”？二曲對此作了如下的解釋：“窮理致知，反之于內(nèi)，則識心悟性，實修實證；達之于外，則開物成務(wù)，康濟群生。夫是之謂‘明體適用’?！黧w而不適于用，便是腐儒；適用而不本明體，便是霸儒；既不明體，又不適用，徒滅裂于口耳伎倆之末，便是異端?！保ā吨苤链饐枴罚?</p><p>　　這是二曲提出了的

22、學術(shù)主張，也是其反思世道人心、權(quán)衡古今學術(shù)的基本坐標。二曲的關(guān)懷始終側(cè)重在人之為人、儒之為儒的文化層面上。當他以“悔過自新”作為“千圣進修要訣”時，就本與天地同其大、本與日月同其明的至善之性，確立了人之為人的依據(jù)。而“明體適用”則標志著重新確立儒之為儒的標準與方向。同時這也是二曲思想的獨特性所在。 </p><p>　　綜上所述：二曲是明確地站在反思批判的立場上從社會群體之家國天下角度思考的；從明清巨變來看，他從

23、經(jīng)世的角度重新定義儒學，“原儒”到它的最初面貌；并從明體適用的角度重新定義理學；從理學的角度來說，二曲既吸收朱子陸王，又在融合、調(diào)整程朱陸王的基礎(chǔ)上拓展了他們的外延和內(nèi)涵，把體用與工夫合為一體，以經(jīng)濟實學和修己修德為一體，外以康濟群生、經(jīng)邦濟世，內(nèi)則提升道德自律。 </p><p>　　李二曲作為明末清初具有民族氣節(jié)的思想家，面對宋明以來儒學“經(jīng)世致用”傳統(tǒng)的漸趨淡化，功利之習，訓詁章句之風漸盛，獨樹一幟奮起重建

24、、復興儒學的“經(jīng)世致用”的傳統(tǒng)學風，以孔孟之元典闡釋儒學的真精神。以“明體實用”為精神方向，以“修己”、“治平”、“性命”之學為理論基礎(chǔ)上構(gòu)建了傳統(tǒng)儒學的體系。李二曲的“明體適用”、“修己”、“性命之學”相互為用，通向了“內(nèi)圣外王”之道，活躍了傳統(tǒng)儒學的命脈，復歸了孔孟原典的要指。其目標在于“提醒天下人心”，關(guān)懷人生，昌明學術(shù)，康濟群利，匡正時弊。李二曲一生學術(shù)生涯的重要貢獻，就在于正當理學漸趨衰微之際，大聲疾呼“明體適用”，以孔孟元典

25、重建了清代的儒學，表現(xiàn)出了十足的“原儒”。把貴族儒學轉(zhuǎn)化為平民儒學，把空談心性的儒學轉(zhuǎn)化為康濟群生、明體適用的儒學。這在中國文化史上、中國儒學史上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p><p><b>　　參考文獻 </b></p><p>　　[1] 梁啟超?q清代學術(shù)概論[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q </p><p>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