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對儒家德治思想的批判及當代啟示.pdf

1、黃色文明（黃河流域文明）最顯著特點，就是先秦儒家提出的德治思想。這種德治思想是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這一特定社會歷史背景下，由孔子首創(chuàng)，中經孟子發(fā)展，集大成于荀子后，變成了以“仁”為基本內核和以“禮”為基本形式的思想體系。這是一個全面而又系統(tǒng)的理論體系，大概說來如下：其一，在政治秩序上，它要求“正名”、“復禮”；其二，在選拔人才上，主張“舉賢與能”，強調個體道德素養(yǎng)；其三，對執(zhí)政者要求上，強調“修身”、“垂范”等影響作用，以便通過“由內到外”、

2、“由己及人”過程從而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和“內圣外王”的道德境界；最后，在民眾治理上，強調“先富后教”、“先教后刑”，做到“明德慎罰”。這種德治思想有以下六個方面的微觀邏輯點所支撐：1.法先王的復古思想；2.性善論的人性前提；3.為政以德的治國理念；4.以君主為主的德治對象；5.利益調和的統(tǒng)治策略；6.等級制的社會理想模式?？傊?，先秦儒家德治思想是一種以“仁”為體（核心和價值目標），以“禮”為用（具體規(guī)范和手段），以“禮”達

3、“仁”之“仁政”目標的思想價值體系。 然而，儒家這種以德治國思想卻遭到了來自具有當時相似背景而又另辟治國蹊徑的法家集大成者韓非的強烈批判。從總體上看，韓非對儒家德治思想所進行的批判集中在“不務德而務法”（《韓非子·顯學》）上，這既是他批判儒家德治思想的焦點、核心與中心點，也是他本人主張以法治國的焦點、核心與中心點。韓非針對儒家德治思想及其微觀邏輯點，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批判，即：1.以法后王來矯正儒家復古思想；2.以性惡論來質疑儒家

4、人性前提；3.以為政在法來批駁儒家為政以德；4.以排除君主來萎縮儒家對象范圍；5.以利益對立來反對儒家利益調和觀點；6.以“法律平等”來否定儒家等級特權。 就各自人性觀與治國方略的內在邏輯而言，儒家在人性問題上都是持比較樂觀的態(tài)度，這種樂觀的人性觀深深影響了它在治國方略上側重于內因——人的方面尋求哲學依據的必然性和堅定性。人性既然是善的，善性就是德性，那么作為人性主體的人就必定是有道德的，可以信賴，這樣，儒家在國家治理上就最終落

5、腳于“為政在人”觀念上，篤信“為政在人”理念，重在人之“德”的建設上。反過來，這樣的理論結論又深化了儒家對人性善的認識。這也就是說，在儒家那里，人性問題與治國方略二者之間是互相作用、互相影響、互相深化的互為過程，其內因邏輯推理如下： 善→人可信→為政在人→人有“德” ↗↘ 人性觀點以德治國 ↖↙ 善←人必可信←為政在人←德是人“德” 與儒家相反，法家韓非認為人性趨利避害

6、，“惡”在其中，因而對人性持悲觀主義態(tài)度。在韓非看來，如果在內因——人方面找治國方略則是枉費心機，應該訴諸于人之外的外因上找答案。韓非正是基于人性這種“惡”的悲觀估計，才促使它對內因——人的失望，并訴求于外因找治國方略的必然性和堅定性，那么，人性“惡”也便就充當了它法治方略的哲學依據。在韓非看來，人性之“惡”只有用“法”才能有效約束，以“法”治“惡”，治惡就是治人，治人就是治國，從而，韓非最終得出“為政在法”結論，并以此作為治國方略。反

7、過來，這樣的理論結論也深化了韓非對人性“惡”的進一步認識，二者同樣也是互為的過程，其外因邏輯推理如下： “惡”→人不可信→找外因→人身外之“法” ↗↘ 人性觀點以法治國 ↖↙ “惡”←找內因←人必不可信←“法”在人之外 韓非對儒家德治思想的批判，反映出中國傳統(tǒng)德治與法治的諸多理論缺失，這些理論缺失主要有：1.在如何對待歷史與現實、傳統(tǒng)與創(chuàng)新關系上的偏失；2.有關人性問題

8、的各自理論失缺；3.為政在德還是在法上的偏頗；4.韓非在法治對象上的致命弱點；5.各自在價值追求上的不足。 綜上所述，我們發(fā)現，儒家德治和法家法治雖存在傾向上的差異和對立，但其實質都屬于傳統(tǒng)人治，二者之間并沒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為傳統(tǒng)人治方略中互補兩翼。盡管如此，韓非對儒家德治思想的批判仍然對以后中國各個朝代產生了深遠影響，對當代中國治國亦有眾多啟示作用，這主要有：首先，必須要堅定不移地堅持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相結合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