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租佃合約安排與農業(yè)發(fā)展一經濟史實證分析的視角

1、1交易成本、租佃合約安排與農業(yè)發(fā)展——一個經濟史實證分析的視角高彥彥楊德才（南京大學經濟學院210093）摘要：本文給出了租佃關系中的一個交易成本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的基礎上提出農業(yè)發(fā)展的隱喻。土地產權的分散必然導致交易成本的產生，但是，由此帶來的專業(yè)化與分工的收益可以彌補交易成本損失。在均衡水平下，土地產權的分散程度取決于兩者之間的權衡。為了應對租佃關系中的交易成本，一方面要提高租佃關系所能承受的交易成本的能力，即通過擴大農產品市場規(guī)

2、模和技術水平來增加分工與專業(yè)化的收益，另一方面則要通過合約調整來降低交易成本。本文主要運用明清以來珠江三角洲和徽州地區(qū)的租佃關系來說明該分析框架。本文導出的農業(yè)發(fā)展含義為，走出傳統(tǒng)農業(yè)不在于農業(yè)本身的制度調整，而在于外部的市場和技術是否能夠促進農業(yè)分工與專業(yè)化，增強應對交易成本的能力。關鍵詞：租佃合約，交易成本，勞動分工，專業(yè)化，農業(yè)發(fā)展在我國漫長的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中，土地制度一直處于整個社會的核心位置，而租佃制度又是土地制度的一個重要方面

3、。經濟學家對于租佃合約及其效率的考察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1776，《國富論》）。馬歇爾（1920）及其以前的古典經濟學家（如ArtherYoung，1798；RidJones，1831；McCulloch，1843等）一般認為定額地租的效率高于分成地租。然而，上世紀50年代以來，在約翰遜（1950）和張五常（1958，1959）提出分成地租和定額地租不存在必然的效率差別的觀點以后，西方經濟學家（如Bardhan和Srinivasan，1

4、971；Newbery，1974；Stiglitz，1974；Hsiao，1975；Reid，1976；Hallagan，1978；Bardhan，1980；Murrell，1983；Alston，Datta和Nugent，1984；Datta，OHara和Nugent，1986；巴澤爾，1997；Alston和Kauffman，1997等）開始對租佃合約進行了廣泛而又深刻的討論，產生了豐富的文獻。在我國，已有不少的經濟史學家（如陳翰笙

5、，1934，1984中文版；章有義，1984；周遠廉，謝肇華，1984；烏廷玉，1992；譚棣華，1993；黃宗智，1994；曹幸穗，1996；劉永成，1997；高王凌，2005；趙岡，2005；李德榮，2006；方行，2006等）對租佃合約進行了描述、考證和分析，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參考資料。但是，直接立足于租佃關系，而且運用經濟學理論分析的文獻并不多見。本文是把租佃合約理論與我國租佃關系史結合分析的一次嘗試。與一般的經濟史

6、學家不同的是，本文更注重把經濟理論和歷史資料結合起來，并試圖提出一個有用的分析框架。這里采用的理論主要是新制度經濟學，特別是交易成本理論，同時也汲取了楊小凱等人開創(chuàng)的“新興古典經濟學”關于分工與專業(yè)化的思想，而經驗分析部分則主要是建立在國內經濟史學家的貢獻之上。在具體的分析手法上，本文把對歷史的描述和基于理論的分析結合起來，這可能比單純的史料分析效果更好。文章結構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對交易成本為零時的已有租佃理論進行評述；第二部分是交易

7、成本為正的分析，其中包括交易成本假設的合理性，交易成本的來源問題以及應對交易成本的方法，在這里我們嘗試給出一個基于交易成本視角的一般的理論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是基于明清以來租佃關系的租佃關系史的經驗分析，其中主要以珠江三角洲和徽州地區(qū)的租佃關系為主要的證明材料。文章的最后部分是結論和政策含義。該部分不僅總結了文章的觀點，還把本文的分析引申到農業(yè)發(fā)展之上，并指出文章的不足。一、對交易成本為零時租佃理論的評價根據(jù)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

8、論框架交易成本為零的情形存在于兩種假設:完全理性和沒有投機。1兩個假設之中，后者更為根本。單有完全理性并不能保證經濟參與人不投機，此時需要法律法規(guī)等外在的制度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沒有投機是一個很強的假設，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人們無法做到完全理性，仍可以使交易成本為零。在交易成本理論中，整個世界是個合約的世界，經濟參與人則為合約人。經濟組織、制度、社會機構都是為了克服交易成本而進行的不同層次的合約安排。因此，合約是一種節(jié)約交易成本的社會工具。

9、基于這種認識，既然沒有交易成本，1威廉姆森(2004)認為交易成本的存在基于關于人的兩項假設：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投機）。參見：威廉姆森《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商務印書館，2004，第二章。3致人口大量死亡，勞動力短缺，佃農的談判力量增加，大量的土地拋荒，社會動蕩，流動人口增加，實收率下降也是難以避免的。表1明末胡姓租薄每五年平均實收率（%）年份8宗谷租9宗谷租12宗谷租1宗谷租4宗谷租1621162586.8688.9080.0384.

10、2590.221626163092.1892.1279.4189.9790.411631163591.2892.4682.5889.9790.411636164076.9680.3065.6475.0890.22原注：“”這宗谷租的租額前后有變動，平均實收率乃是歷年實收率的簡單算術平均。“”系16221625年平均數(shù)?！啊毕?6361640年平均數(shù)。資料來源：章有義.明清徽州土地關系研究[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第65頁。僅

11、僅有地主租金實收率的數(shù)據(jù)也許不能完全反映佃農的投機行為，因為也許是由于其他的原因，比如自然災害，導致佃農實在是無法交租。但是，大量的研究表明，在租佃關系中，由于地主產權的分散和佃農的抗租行為，地主處于劣勢地位。1具體來說，佃農的抗租行為包括：拖欠、求讓、偷割私分、壓產、反退佃、辭佃、罷種、逃租、轉租、構訟、交“濕谷”或“癟谷”以及有組織的暴力非暴力抗租斗爭。顯然，在傳統(tǒng)的農業(yè)社會中，最主要的生產要素是土地和勞動，二者的簡單結合就可以進行

12、農業(yè)生產。地主的生產要素——土地——可以與地主分離，租給農戶使用，而勞動則與農民密不可分，這就必然導致佃農比地主更容易采取投機行為。當然，地主也會采取投機行動，主要表現(xiàn)為增租奪佃。但是，明清以來由于永佃制的發(fā)展以及有利于農民的民間慣例，極大地減少了地主投機的能力。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交易成本廣泛存在于租佃關系中。（二）租佃關系中的交易成本：來源前文我們依據(jù)史料證明在農業(yè)租佃關系中存在廣泛的交易成本。在此，我們從兩個緯度來分析交易成本的來源

13、。首先，我們把租佃合約安排安排給定的情況下（或者說不管是哪種合約安排），一般地分析權利的分散帶來的交易成本問題，但是權利的分散還會帶來分工與專業(yè)化的好處。因此，經濟效率的高低不僅取決于交易成本的大小，而且也取決于分工與專業(yè)化的收益的大小。2然后，具體地分析不同的合約安排下的交易成本差異。這里的分析基于這樣一個認識，即不同的合約是緩解交易成本的安排，但是不同的合約在克服交易成本上的優(yōu)勢上各不相同。1一般來源：土地產權分散化勞動分工和專業(yè)化

14、的必然結果是財產權利的分散化。自耕農固然不會涉及到由產權分散導致的委托代理關系，因而也就不會產生任何交易成本問題。財產權利的分散水平取決于分散從而專業(yè)化帶來的好處與由此帶來的交易成本。在既定的財產權利分散水平下，交易成本的大小取決于合約的安排。另一方面，在既定的任何一種合約安排下，交易成本的大小取決于產權的分散程度。顯然，土地的產權越是分散，委托代理關系越復雜，由此產生的交易成本就會越大。我們先討論第二種情況，即會對所有租佃合約產生影響

15、的土地權利分散帶來的交易成本問題。3自耕農的土地產權是完整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屬于同一主體，因而不會產生交易成本，但是會犧牲分工和專業(yè)化帶來的好處（巴澤爾，1997）。隨著耕地規(guī)模的增加，勞動的邊際產出會下降，自耕農把部分土地出租給其他農民便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此時的自耕農不再是純粹的自耕農，他同時兼有地主的性質。此時的土地產權，不管在哪種租佃合約下都是有一定的分散性的，由此便會產生共同的交易成本。純粹依賴土地所有權收取地租者便成了地主，

16、此時的土地產權進一步分散，佃農投機的可能性就更大，交易成本也隨之增加。最初的租佃關系僅涉及到地主和佃農兩種經濟主體，分別掌握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但是，后來土地使用權也成了可以交易的對象，即所謂的“田面”可以進行買賣，于是出現(xiàn)了所謂的“二地主”、“包租”現(xiàn)象。于是，圍繞耕地產權形成了多邊的交易關系：1高王凌.租佃關系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第四章。類似的證據(jù)還可以在趙岡的研究中看到，這里不再贅述。參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