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革時代的政商關系研究——引證于中國民營企業(yè)的成長困境.pdf

1、始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的政商關系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由建國初期“水火不容”的政商關系轉變到如今相互結合的政商關系，正是這種政商關系的歷史性變遷才真正將民營企業(yè)推上了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歷史大舞臺，并催生了民營企業(yè)的成長，但同時也給民營企業(yè)成長制造了強大的外部約束，因此，中國奇跡出現的背后并沒有誕生出一批甚至是一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民營企業(yè)。而對于民營企業(yè)“有增長無發(fā)展”的成長狀態(tài)，以往的研究都是基于西方的資源觀和能力觀來加以解釋和提出解

2、決方案的，這在理論上犯了一個方向性的錯誤。
　　 近年來，盡管隨著政商關系對民營企業(yè)成長的雙重影響日趨明顯，從而引起人們對政商關系的關注，但是在已有的文獻中，人們幾乎完全一致性地將政商關系視為一種資源和關系資本來看待，由此決定了人們更多地是關注政商關系對民營企業(yè)成長所帶來的實惠，缺乏關注政商關系對民營企業(yè)成長所產生的危害，即政商關系存在替代或弱化內部治理能力的傾向，對政商關系變遷并由此決定政商關系在民營企業(yè)成長中的積極作用呈遞減

3、趨勢，更加缺乏關注，致使民營企業(yè)的能力短缺成為不可逆轉的一種現象，從而呈現出民營企業(yè)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度與其組織演化的進程之間存在著顯著的不對稱性。鑒于此，本文將改革開放30年來民營企業(yè)成長的歷史概括為：始于政商關系；成于政商關系；敗于政商關系；困于政商關系；轉型于政商關系。正因為如此，我們只有從政商關系的視角，才能真正把握民營企業(yè)成長的脈絡與根基，當然也只有從政商關系的歷史變遷之中才能發(fā)現和找尋民營企業(yè)成長的困惑與出路。本文認為：

4、>　　 首先，變革時期的政商關系不是資源，更不是關系資本，而是公權商業(yè)化，或者說是公權私有化，即公權成為商人的專用性資產，這是商人自發(fā)性侵蝕了國家理性的一種標志，所以，政商關系本質上是政治秩序問題或憲政問題。
　　 其次，本文基于政商關系的性質，將政商關系劃分為交易型政商關系與法治型政商關系兩種類型。前者存在于落后國家，后者存在于發(fā)達市場經濟國家。有數據表明，中國變革時期的政商關系大多屬于交易型政商關系或尋租關系，并且這種政商

5、關系正在呈日趨加劇的趨勢。
　　 第三，交易型政商關系給民營企業(yè)帶來的實惠是短期性，給民營企業(yè)成長帶來的困惑將是持久性的，因為交易型政商關系作為一種強外部激勵與民營企業(yè)內部治理行為之間存在著替代性關系而非互補性關系，進而使民營企業(yè)成長出現了三種不同的成長路徑。
　　 第四，交易型政商關系是以侵蝕國家理性為代價的，它不會隨著市場體系的完善而自動歸位或消失，而是呈現不斷加劇的趨勢，這不僅破壞民營企業(yè)建構內部治理能力的動力與機

6、制，而且會引發(fā)諸多的社會問題。
　　 第五，治理交易型政商關系，不能依靠類似“打黑”等非常規(guī)性的措施，更不能寄希望于官員與商人的自律行為，常態(tài)的治理機制乃是政治建構，即用國家理性將商人、官員以及地方政府的自發(fā)性控制在合理的邊界之內。隨著市場的完善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加強，民營企業(yè)依靠交易型政商關系獲取資源和商機的可能性越來越小，而風險越來越大，因此政治建構將是遏制由交易型政商關系唯一有效的選擇，也是實現民營企業(yè)成長從僥幸到內部治理能

7、力建構轉變的唯一選擇。
　　 總之，要深刻把握政商關系的實質，就必須透視政商關系與社會資本之間的差別而不是它們的相似之處，否則就無法看到問題的實質。只有通過對變革時期中國政商關系的梳理與界定，才能發(fā)現，政商關系的本質以及與民營企業(yè)內部治理之間的替代關系，并由此使民營企業(yè)對政商關系產生一定程度上的依賴性，進而嚴重妨礙民營企業(yè)持續(xù)成長所基于內部治理而形成的組織能力的建構。如果不想讓30年來改革所獲得的“中國奇跡”成為瞬間的輝煌，那么

8、，治理政商關系，使其歸位到法治化的軌道上來，是唯一的和必然的選擇。本文共有六章構成：
　　 第一章提出選題的背景與研究動機以及本文所需探討的問題。
　　 第二章，主要分析中國式政商關系的表現與特征。從典型案例出發(fā)，剖析民營企業(yè)主、高管以及組織結構的政治化傾向，進而分析政商關系的普遍性。
　　 第三章，對政商關系的文獻進行回顧與評述，在此基礎上厘定政商關系，區(qū)分政商關系與關系資本，并將政商關系劃分為交易型政商關系與

9、法治型政商關系，本文重點探討政商關系與關系資本的不同之處，而非相似之處，從中揭示中國式政商關系的性質與類型。
　　 第四章，從商人利潤目標導向為邏輯起點，剖析交易型政商關系對民營企業(yè)的強外部激勵效應與弱化民營企業(yè)加強內部治理能力建構的機理，揭示民營企業(yè)陷入“有增長無發(fā)展”的困局，是源于交易型政商關系的負面影響。
　　 第五章，在國家理性缺失的情形下，隨著市場的完善，交易型政商關系不是弱化而是呈加劇的趨勢，本文將其稱之為“